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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尽人间沧桑情
——一个农村道情剧团的前世今生
时间:2018/7/30 10:57:10   信息来源: 朔州市新闻中心

  春日里的沙河村静谧地躺在山窝中。

  三月里的塞外,即使阳光明媚,但仍然寒意袭袭,不时有狂风卷积黄沙拂面而来。

  沙河村属山阴县岱岳乡,按照地理位置与县城的远近,沙河分上沙河、下沙河,虽同名沙河,却是两个自然村。从县城出发向西北方向迤逦而上十几公里,便到了下沙河村,站在村子里向西望去,上沙河依稀可见。确实是上下沙河,虽然眼看得见,但要过去,免不了跨沟穿壑,花费一番力气。沟壑、山峦、石窑洞,所见景物,不时提醒你,到山里了。山阴县之得名,不是来自于北山(洪涛山),而是来自于南山(翠微山脉),如果以北山得名,山阴应该称为“山阳”了。清代乃至民国,沙河村一直隶属于平鲁或者右玉。传统的山阴县虽然有山,但县境多数属于平川地区。建国以后,政府重新整理行政规划,吴马营、玉井、马营、下喇叭等地方才划归山阴,山阴县境面积扩大,而且山区的地域文化也丰富了以平川为主的山阴地方文化,以饮食上说,平川的山阴人多以黄糕为主食,山区的山阴人则以莜面、土豆为主食。川上山阴人饮水富含盐碱,牙齿多黑黄,而山上水质较好,山上人多齿白唇红——虽然这几年因为环境问题,北山上取用饮用水愈加困难,不得不到川上去买水。以地方方言来说,北山人多自称“我”或者“瓦”,平川山阴更多地区自称“俺”(读“囡”音)。以百姓喜欢的剧中来说,川上更多唱北路梆子或晋剧,而山上则更多是地方剧种的“道情”和“耍孩儿”。

  下沙河就是一个有关“道情”剧团故事的村子。

  按照方志记载,几百年前,沙河地方水源还算丰沛,泉水汩汩而下,汇于桑干河。今天已经看不到这些情景了,你只能从村子的名字里去回忆那些水丰草茂的情景。下沙河村位于两山相夹的一条山坳和半坡上,窑洞基本坐西朝东,窗户都开得极小,可以想见冬天的寒冷。窑洞都由石块砌成,墙壁厚重,窑洞非常入深,屋内灶火土炕,尽可以抵御寒风。但到夏天,炎热也不容易进入窑洞内,恰好是避暑的好去处。当地人称赞窑洞“冬暖夏凉”,确实有道理。用石块砌房子,所谓就地取材,无关乎贫富。在下沙河村所见“地主院”的窑洞,也都是用石头砌成,只不过所处位置采光更好,工艺更加细腻而已。清末民初,下沙河的邱姓大户的财富,在山阴平鲁一带也颇有名气。经过土改,这些大户多数已经零落了。地主院被分给干部居住,颇有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之感。但现在沙河吃水困难,交通阻塞,村子里的年轻人多在外地打工,或者将家迁往县城,地主院落无人居住,也就空寂起来了。整个下沙河村的聚落布局,可以分成三块:大部分民居坐西朝东地散落在山坡上,零零落落,但也层次分明、错落有致,远远望去,犹若层层叠叠的摩天大楼;一小部分民居坐落在对面的山脚下,聚落只能坐东朝西,采光估计就不怎么好了;为沟通两处聚落,村子修建了一座石拱桥;山坳的狭窄谷地,是村落的公路和排水渠。因为山村地处山坡和山坳中,一旦暴雨洪水泛滥,村落就有被冲垮之虞,于是村子的排水工程就显得特别重要。石拱桥、村子的公路和排水渠,有条不紊地构成了沙河村最美丽的风景。你可以想象这样别致的建筑构成:一座七孔的虹状石拱桥,中间最大的二孔,就是村子的公路,可以进出车辆,剩余几孔其实就是窑洞,在公社大队时期,做大队的粮仓和传达室。石拱桥的桥面可以沟通山坡山坳的居民往来;而平坦的村公路下面,是泄洪涵洞。这是多么有意思、甚至于伟大的一个建筑结构,有文物学者将山西晋祠的鱼沼飞梁看成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;而沙河村的石拱桥肯定是山阴县境内最早的立交桥了。桥上可以行车马,桥下是村子的公路,公路下是村子的泄洪洞,在那个炙热似火、激情燃烧的公有制时代,这座桥承担了多少红旗翻飞、集体出队、山呼万岁的场景。石拱桥的南侧,就是沙河村的中心即大队院。

  大队院处在山坳中,北边以石拱桥为界限,南边有土山耸立,自然形成院墙。院子的东边是一排窑洞,做赤脚医生的医疗室、五保户住处和乡村小学;西边则是全村罕见的砖瓦房,做大队部和戏台。砖瓦房的顶子早已落了架,惟有四堵墙依然矗立,墙壁外边依稀还能看到油漆刷出的标语“移风易俗、破旧立新”,大概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。紧挨着砖瓦房的,就是下沙河村的文化娱乐中心:戏台。戏台不很大,大概40平方米左右的样子,三面墙壁由土坯、砖块和石头砌成,山墙后面留有两道门,以方便演员进出。戏台的顶子也早落了架,惟有戏台前面的石栏杆无声地证明着它的身份。观察石栏杆的形状,不是现代的产物,这证明戏台最晚也是民国时期的产物。

  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是,西方的聚落往往有公民议事的广场,这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废墟考古中能够得到证明。东方的聚落很少有广场,因而中国人也缺乏议政的传统和精神。但中国也有她的聚落中心,比如庙宇和戏台。庙宇规定了普通中国人的崇拜的空间秩序,戏台则是乡民进行教育、娱乐和社交的中心。这在下沙河村的大队院中可以明确地找到证据,大队院的东南山坡上有一龛神庙,掌管着一个村子的生老病死,人们在这里祷告、烧香、许愿,在大自然的面前,人显得无比渺小,将无法控制的未来寄托于神灵,是自然不过的事情。戏台则是承载百姓世俗欢乐的地方,每到新年正月或者夏秋农闲之际,很多村落开始唱戏。在那个缺乏娱乐的年代,唱戏是一个村子的狂欢节。有戏台的村子很少,大家就用帆布搭棚子做戏台,然后请亲戚邀朋友,然后全村翘首盼望戏班的到来,然后给戏团演员往各家派饭,在物质贫乏的年代,很少能吃到鸡蛋、粉条、豆腐,但这个时候可以了;在那个交通阻塞的年代,很少有亲戚和朋友到你家做客(读切),这个时候可以了。一旦开了戏,平时农村很少见到的小吃,糖葫芦、瓜子,以及各种玩具如各色气球、玩具手枪,如六月雨后般的春笋,突然出现在戏院中,平时舍不得的父母,也都大方了许多。大人则将注意力贯注于戏曲,台上的一喜一悲、一笑一颦,牵涉着民众的心理,王宝钏十年寒窑,一些妇人开始抽泣;薛平贵算粮登殿,全场欢跃不已。在戏曲的鼓乐声中,一般民众接受了最基本的历史、伦理教育,苦尽甘来、因果报应、忍辱负重则是他们的处事观念。我这里讲到的是一般农村聚落的演戏情况,而沙河村则有它的特殊性。

  沙河村是一个有剧团的村落。

  根据当时的剧团团长、村支书邱占久的口述,下沙河道情剧团于1955年成立。但下沙河在民国之前就有道情剧团,那个民国时代的戏台就是斯地娱乐发达的证明。从1955年开始直到1990年代,沙河道情剧团一直在历史大潮中顽强生存、跌宕、发展,直到衰落。作为一个演员专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异类,一个农村业余剧团能够坚持四十多年的演出,并见证中国农村的发展变迁,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

  道情是一种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播甚广的戏曲种类。按照一般的说法,道情渊源于的《承天》、《九真》等道曲。南宋始用渔鼓、筒板伴奏,故又称道情渔鼓。至,道情同各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了同源异流的多种形式,如、、、等。道情多以唱为主,以说为辅。道情剧的形成与八仙中的张果老有很大的关系,最晚到元代,八仙的名字和故事最终成型,八仙中的张果老,就是倒骑毛驴、背背渔阳筒板的形象。渔阳筒板就是张果老唱道情,点化世人的乐器。所以道情戏,多以张果老为始祖。道情可能是中国戏曲中传播最广的曲种,但南北道情曲调音乐差异巨大,比如河南太康道情,曲调中有很多豫剧的味道,陕北道情,更有秦腔高亢激昂的特点。而山西道情和陕北道情同源,都属于苍凉慷慨一路。因为道情源自于道教,道情曲目多以鬼神、果报、劝善为主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民间剧种愈来愈萎缩。就雁北而言,现在还能维持演出的道情,右玉县还有。这和右玉县政府的大力扶持有很大关系。但右玉道情的唱腔笔者专门听过,和沙河道情——主要根据是邱占久老先生的唱腔—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右玉的道情显然已经非常“雅驯”了,声调走向平和,特征之一就是唱腔的“衬字”少,就是老百姓说的“依嗨呀哈”少。沙河道情保留着道情唱腔的传统,几乎每唱一句,就有苍凉的“依嗨呀哈”哼出,而且还保留着张果老渔筒敲击的象声词“嗵达达嗵”。依据剧团成员之一邱士义的说法:右玉道情是“六个眼儿”的道情,好唱。沙河道情是“五个眼的道情”,难唱得很!

  2012年清明节前,我们一行人往岱岳镇下沙河村采访仍然健在的老艺人邱占久先生。邱占久先生今年八十余岁,精神还算矍铄,耳朵眼睛都没有太大问题,对自己的演艺生涯,大概还能记清楚。邱先生当年在剧团中演小旦,小旦者,剧中年轻女子之称谓也。在旧中国女子是不能唱戏的,所以旦角都由男子来扮演,闻名海内外的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演旦角的男演员要求长相清秀、身材适中、嗓音悦耳,邱占久先生年逾八十,已经看不出当年的风姿,但邱先生明亮的眼睛、适中的身材还依稀有一些小旦的影子。小旦要求在台上有很好的台步走功,惦着脚尖,摇曳婀娜,风吹荷柳,弱不胜风。邱先生不断地絮叨自己的腿老了,“年轻的时候,腿脚好着哩!”邱先生的老伴早已去世,现在和一个儿子在一起生活。邱先生珍藏的匣子里有两件难忘的东西,一个伤残军人证,还有一张剧照。盒子平时上锁,可见他对这些东西的珍惜。随着袅袅香烟的升起,邱占久陷入了对往日的回忆。

  邱先生民国二十二年生人,在他少年时代,经历了抗战、国共内战以及中共的土地改革,当年的沙河村是中共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心地区。1947年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对于陕北的围剿,将中央分成前委、工委和后委。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、朱德、董必武等领导组成,进入晋西北进行华北的土地改革。中共工委领导的土地改革,虽然解决了广大贫农对土地的要求,但因为打死人过多显得过于激进,之后毛泽东对中央工委的“左倾”进行了纠偏。自抗战开始,沙河村所在地区就是中共宋时轮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区,所以中共的雁北土地改革以沙河村为示范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邱先生出身贫农,“穷得连衣服也穿不起。”土地改革之后的邱占久,分得了土地和其他浮财。当时邱占久和两个姐妹同寡母居住,生活过得贫苦。正在此时,朝鲜战争爆发,中国人民志愿军“雄赳赳,气昂昂跨过鸭绿江”,进行“保家卫国”的抗美援朝,经过土改运动的许多农村子弟,抱着一腔热血,报名参军。邱占久也不例外,但邱先生在家里是独苗,按政策不够参军的资格。但邱先生一再软磨硬泡,县里的干部同意了邱占久的请求,“脱下平时衣,著上战时装”,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,还没有怎么练兵的邱占久连同他的战友们,被送上了抗美援朝前线。

  当时的美帝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,“打了半天仗,我们都没有见过美国人。美国人在天上(飞机)仍炸弹,在地上用火炮进攻。能见到的是南朝鲜兵,长得和我们一样。”入朝以后,为了和朝鲜民众沟通,志愿军进行了简单的朝鲜语培训,邱老先生还记得一些朝鲜语,“爸爸叫啊爸,妈妈叫阿妈,吃饭呀普赛窑……”从邱先生的语言中,能够看出当时朝鲜民众对志愿军的认可。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潜伏中,邱占久被美国的炮弹残片击中了臀部,“当时觉得热呼呼的,用手一摸,都是血。”由此邱先生从前线转回战地医院,之后拿着一张残废军人证件回到国内。

  因为是复原的残废军人,国家有特别的优待政策。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正如火如荼,邱占久到了大同矿务局,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。当时的煤矿,因为技术落后,矿难频发,身为独子的邱占久不久就回到了故乡。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,正在满怀豪情地进入集体化时代,邱占久回村后,因为出身加上军人的资历,被任命为下沙河村的支书。当时的中国农村普遍贫苦,文化娱乐几乎没有。因为下沙河村在民国甚至更早就有道情剧团的存在,村民们对道情唱腔并不陌生,甚至还可以哼两句,这大概就是所谓文化传统。恢复道情剧团,让大家乐呵乐呵,沙河村民达成共识,于是就请师傅张文龙来沙河传授剧目唱腔。张文龙,山阴城人,无儿无女,以唱戏教戏为生。之后张文龙先生就一直没有离开沙河村,沙河村给张文龙五保户待遇,直到去世。张文龙来到沙河村后,村里的老少男女顿时兴奋起来。“村里有很多人学戏,不限制谁唱。学了一个阶段之后,师傅让大家唱,能唱的就是演员,不能唱的就算了。”在教授了一定数量的曲目之后,沙河村决定成立剧团,于是购买行头,购置乐器。1955年下沙河村道情剧团正式成立。

  当时剧团的名单:

  师傅:张文龙、团长:赵玉贵须生扮演者:邱占存、青衣扮演者:郭进财、小旦扮演者:邱占久、大黑扮演者:邱占青、小生扮演者:郭芳、邱占田、花脸扮演者:王进龙

  鼓师:邱日莲、琴师:张祖良、笛子师:郭富等人

  笔者询问了邱先生沙河道情常唱的剧目,计有《刘全进瓜》:由《西游记》中演绎出来的故事,因为魏征斩老龙,老龙向唐王索命,唐王找人去阴间贡宝物的故事。《桃花》:讲述八仙吕洞宾的故事。《算粮登殿》: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。另外还有劝人向善的《杀狗》等剧目。按照剧目的内容,沙河道情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家常里短的劝善戏,一类是鬼怪报应的神鬼戏。笔者还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看沙河道情的情况,夜晚的帆布戏台上,身着黑衣,戴着白纸褶的演员在台上蹦来跳去,牛头、马面勾魂鬼,伸着舌头的吊死鬼,会喷火的阎王爷,都粉墨登场,平时坐在台上看戏的小孩们,刹那间跑的不见了踪迹。尤其在演《刘全进瓜》“李翠莲上吊”一场,台子的梁上垂下一根麻绳来,扮演花旦的邱占久先生真的要将绳索套到脖子上,煞是惊险。其实演员身体的力量全在后面的胳膊上,关键是绳子的系法。每当演到此处,台下都要放二踢脚镇鬼,害怕演员鬼附体,真的上了吊。根据道情剧团的另一位演员邱士义的说法,曾经在一个村子里演戏出了差错,邱占久先生差点被吊住。于是以后就有了放炮镇鬼的传统。

  1955年成立的沙河道情,很快引来了一个曲艺的春天。1956年毛泽东提倡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,于是在中国大地上,各种曲艺剧种生气勃勃,蒸蒸日上。得此东风力,沙河剧团的演出在贫瘠的山区也算一鸣惊人,在农村中站住了脚,于是邻近村落纷纷到沙河村“写戏”,沙河剧团算是踢出了一番名堂。之后的政治气候骤变,先是“反右”,然后是三面红旗、大跃进、农村公社、大炼钢铁,剧团自然服从于政治要求,戏是不能唱了,大炼钢铁是必须的。之后又有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大家都饿肚皮,谁听你唱戏!

  之后,在刘少奇主持之下,中央进行了“整顿”,经济形势开始好转,政治气候也逐渐宽松。当时剧作家廖沫沙在《光明日报》副刊发表《有鬼无害论》,认为鬼戏《李慧娘》有其积极意义。善演鬼戏的下沙河道情于是又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活,当时剧团的演员们年龄大概三十多岁,正是演艺生涯的高峰。

  然而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般的运动,使得中国大陆一切戏剧、曲艺遭到了腊月寒霜似地打击,往日的唱腔剧目几乎难觅踪迹,在960万土地上,只能听见四个样板戏“伟光正”们日复一日、令人审美疲劳的唱腔。“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”、“怀疑一切,打倒一切”、“林副主席身体健康”、“横扫一切弄鬼蛇神”,“打到地富反坏右等反动分子”,“踏上一万只脚,让他永不翻身”,狂热很快又北京向各地传播,山阴县城迅速组成红卫兵组织,顿时“祖国江山一片红”。唱神鬼戏的沙河道情自然是属于横扫的对象,于是演员纷纷落马,戏是被噤了声,甚至在政治上还要被追究。但是很快因为县城内的两个革命组织,“联络站”和“司令部”搞起内战,根本顾不得这些牛鬼蛇神了,演员们才逃过一劫。之后军代表介入武斗,全国秩序才逐渐恢复正常。但人民群众还是需要教育的,四个“样板戏”代表着无产阶级在舞台上的光辉形象。但穷乡僻壤的地区,样板戏只能通过电影放映,影响力当然不足。于是在中央文革和各地革委会倡议下,各地曲艺剧种纷纷“洗心革面”,扔掉旧剧本,大家都唱样板戏,你有你的李玉和,我演我的阿庆嫂,全国人民一盘棋。流风所披,沙河道情自然不能不革命,唱惯了“唉咳咳”苍凉曲调的道情演员,只好重新学唱激昂的革命戏,排演了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等样板戏。但唱惯道情悲怆强调的演员,只能荒腔走板地唱着他们不熟悉的样板戏,来宣传伟大的文化大革命,效果可想而知。

  当时年轻的邱士义参加了样板戏的排练和演出。据他回忆,当时出演样板戏的演员有:

  邱士光演李玉和 侯淑花演李奶奶 王祖厚演王连举 赵翠平(五女儿)演铁梅

  邱占久演鸠山 邱士义演副官 邱士广演李玉和

  有意思的是,演惯了花旦的邱占久这次演了花脸,滑稽可想而知。

 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,中共提倡“科学的春天”,改革开放、经济搞活,社会上一片希望的景象。通过联产承包制,农民开始能吃饱肚子,手头上也活络起来了。万元户、种田能手、甜菜大王等称号不断出现。农民们有了钱就需要更多的文化娱乐,于是八十年代前后,农村的戏剧演出达到一个高峰。沙河道情最巅峰的时刻,就是八十年代初去山阴县城会演,当时县剧团、各地方剧团云集县城。沙河道情演艺的《曹庄杀狗》荣获一等奖。当时县城的文化馆展览橱窗,就有大幅沙河道情《杀狗》的剧照。然而沙河剧团的演员们大都年届不惑,年龄更大的演员已经没有能力登台演出了。要想将沙河道情的演出撑起来,必须有新的血液输入。于是师傅张文龙重新出山,教授新徒弟。八十年代人们的风气相对开放,于是一批年轻人进入剧团,尤其是沙河村的女青年,她们唱小旦、花旦,甚至反串老生。沙河道情的鼓点又敲了起来,“咿咿呀呀”之声传遍了山阴大地,他们近处在面文山、织女泉,远处到河阳堡、南罗庄、西鄯河等村演出。虽然分开了地,但剧团还是村里公有的。剧团的演员还是农民,平时还得侍弄庄稼,一到农闲时,外村写戏的到村里,谈好价格,于是大家将家伙什打包装在平车上,推着车子,翻山越岭去赶趟。“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,唱一场戏下来,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大家一分,就几十块钱吧。因为唱一台戏,也就二三百块钱。”邱占久老人回忆到。但对于乡村来说,几十块钱也不是小数目了。沙河村形成的惯例,每到正月十五,村里必然要唱道情,这肯定要和外村写戏的时间冲突。“但没有办法,只能在村里(唱),耽误了很多赚钱的机会。”邱先生回忆到这里,颇有遗憾地摇头。

  但不能不承认地是,道情演出的舞台越来越小。首先是电视机的普及,打破了农村惯常的娱乐方式。香港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霍元甲》以及国产的《武松》等电视剧,夺取了多数年轻人对戏剧的兴趣;其次,随着女演员的外嫁,沙河道情青黄不接,没有年轻的继承人跟上。而且随着经济的开发,年轻人对学戏不感兴趣。最后,随着经济的发展,靠天吃饭的沙河村村民,更多的选择到外地打工,将家迁出沙河,迁到县城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。尤其是随着环境的恶劣,沙河村吃水愈见困难,原来有数百口人的上沙河村,现在仅仅有几十名老弱病残的留守人口。昔日繁荣的村落,变得日渐宁静。一段农村剧团的传奇往事,似乎也在湮没。

  但这确实是一个传奇。

  从1955年到1990年代,下沙河道情剧团一直存在着,他们像迁徙的大雁,或者更像养蜂人的蜜蜂一样,在青纱帐笼罩的时刻,在麦子收回的时刻,在中秋月朗的时刻,更在正月闹红火的时刻,在村落之间赶趟,他们跋山涉水、栉风沐雨,吃派饭、睡地铺,将几百年年前的沧桑曲调撒向田野,给民众带来了欢乐。在强调生产工作集体化、演员专业化、戏曲内容革命化的年代,沙河道情倔强地生存,若大风暴中的一湾静波,虽然不能不受外界的干扰,但她有自己生存的土壤,那就是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喜闻乐见。

  黄天厚土,百物萧瑟。春风无情地肆虐着这片土地,黄沙扑面。

  在隐隐约约中,传来了邱占久沧桑的道情“东石柳”调《十家坡》:

  十家坡依嗨呀哈

  嗵达达嗵

  正在那寒窑坐的啊呀咿呀嗨

  啊呀咿呀嗨

  一大嗵一嗵嗵

  耳忽听柴门外

  有人高声咿呀那个嗵腾嗵

  原来是桃花女站在门咿呀哈外

  咿呀那个嗵腾嗵

  ……

(摘自《山阴人文》)

(文/

(编辑:宁瑞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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